列维-斯特劳斯的文集在中国出版了，一时间受到广泛关注，但肯定是没有《忧郁的热带》好看易懂，也许不久，随着这套书逐渐失去新鲜感，结构主义神话学也将成为一个沉寂的名词吧，更不用说他的“老对手”乔治·杜梅齐尔了。正如杜梅齐尔本人所言，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人类精神运作存在普遍的规律”，因此也注定了后者的撰述必然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当然也包括笔者在内。

以前从未读过杜梅齐尔的书，当然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也仅有《从神话到小说》一部，只在翻译Bailey关于于阗塞语的论著时，见到这位Sir曾经引用过他关于欧亚语言的研究成果，因此就好象这本小书在法国出版时列入的丛书—— “消磨时光”一样，阅读纯粹是在培养八卦趣味的驱使下进行的。

这样，我们发现了杜梅齐尔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巴黎欧亚语言、宗教和文明研究圈内的许多佚闻趣事。比如杜梅齐尔曾为后来执掌哈佛—燕京的叶理绥的译作润色法文；而以研究中国民俗、宗教著称的葛兰言在1933年则以“我等了您十年了”开场，把杜梅齐尔怒斥一顿，其结果是杜梅齐尔学习中文两年后，成为旁听葛兰言讲座的学生；又如传记里提到“五月风暴”时期的布罗代尔，因其一手创立的高等研究学院第六部的人事纠纷，和他的年轻同事大打出手。这些无疑丰富了已为人所熟知的法国学者在一般读者心目中的形象。然而我所欲言者，不仅于此。

在杜梅齐尔的传记中，他坦言自己犯过很多“学术”错误，比如过分迷信对音，在早期作品中呈现出承袭19世纪的印欧语言学家那种“到处找出太阳来”的倾向（似乎周作人在他有关神话学的论著中曾介绍过这一倾向）；又如他在前往秘鲁学习quechua语这一印卡语言后，曾认为quechua语与土耳其语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当然语言上的相似依然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他也取得了很多难以企及的成就，没有多少人能像杜梅齐尔那样，一生出版了60多部专著，并掌握30多种不同语言，更为特别的是，他独辟蹊径的研究路数，甚至使法兰西学院在接受其为院士后，竟无法将他列入当时已存的任何学科下，他自己也表示，不想也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弟子。这使杜梅齐尔看起来多少有点类似于时代稍早于他的另一位大师——伯希和。

虽然杜梅齐尔自己说，其治学经历“实在是一场纯个人的冒险”，但正如他幼年时所爱读的赫拉克勒斯和伊阿宋的冒险故事，总有一种冲动不断诱使我们离开故乡，到远方的另一城市，碰触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就杜梅齐尔的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国内除北大东语系略有回应外（但更接近于也在《神话与史诗》中提到的、作为杜梅齐尔论敌的本韦尼斯特的路数），根本乏善可陈。当然我们可以认为，他讨论的主旨在于印欧神话系统，与极东的中国并无关涉。但中国近百年来关于神话的研究，却也未见什么精彩之作，在吸收国外新研究成果方面的努力，恐怕还不如民国时期的周作人、闻一多。对南方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大体已划归人类学或历史人类学的势力范围，而北方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尤其是维吾尔、塔吉克这类与欧亚文明密切相关的民族神话的探讨，基本上是一种非学术化的生产，原始资料的记录及整理仅见于维吾尔文杂志《泉（Bulaq）》，很少有人利用比较神话学的框架重审诸如“汉日天种”之类神话，之所以造成这一局面，无疑当归因于搜集资料的经费紧张、研究者的外文功底不足以达到广泛阅读的水平以及问题意识的缺乏。

笔者更感兴趣之处在于，杜梅齐尔对于学科构建的思考，他在引发“人种论”而臭名昭著的印欧语言神话研究的基础上，毅然建立了印欧文明的文化结构研究，换句话说，就是在一个问题已经基本做完的领域，全面更新知识系统，从而开拓了研究者的视野并使这一学科继续保持其魅力。但他并不仅局限于印欧比较神话这一比较具有“形而上”特征的领域，而是用葛兰言的社会学方法、以及他自己对高加索诸语言及quechua语戏剧的田野调查来修正研究坐标，同时杜梅齐尔又表示，他研究的并非如年鉴史家所津津乐道的“物质文明”，而更多关注于意识形态及造成这一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就笔者感兴趣的中国 “欧亚学”研究，当有必要学习杜梅齐尔的方法，即一方面通过大量阅读国际权威的研究成果掌握学术动态（杜梅齐尔的阅读量就非常惊人）、另一方面也要学习一、两种与欧亚研究相关的境内少数民族语言，还需有必要的西域胡语（死语言）的一些背景知识，综合此三者以对涉及古代中亚诸文明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庶几可以保证不致成为世界学术圈中的落伍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东方语言文字的学习（阿拉伯、波斯、土耳其）也很有必要，因为通过这三种语文所保留的关于中古以前活动在中亚地区的各民族之制度、习俗、神话也不在少数，当然使用这些材料时，还牵涉到分析作品之背景、了解作者之意图这一更为复杂的问题。

此外很有意思的是，杜梅齐尔本人还是神秘团体“共济会”的成员，但他至死也没透露这一“自由石工”身份曾给予他怎样的影响。

本书的译文以及排印上存在一些小问题，如P58提到的印度学家的名字应是Filliozat而非Filliosat，又如P68 16世纪误为6世纪，还有如全书多次出现的“奥斯金语”或“奥斯金人”直不可解，实际上应是现今分属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奥塞梯，其祖先即古史上的阿兰人。但总体而言译笔流畅，且由于译者得到国内治梵巴文的权威段晴先生的帮助，大部分涉及印度-伊朗学方面的术语都处理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