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读研究生以来，大大小小的会也参加过不少，什么关于纪念芬兰总统马达汉诞辰XX周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绿洲生态的、多元族群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等等等等，但受到正式邀请并在会上做学术报告的，这回还是头一遭，因此似乎有写点什么的必要。

这是个关于传统中国研究的讨论会，看题目似乎与我所散步的领域不搭界，但因为中国社科院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和上海社科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的友好关系，内陆欧亚亦作为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因此得以忝列其中。

会议地点在上海松江，跟预料的差不多远。动车两小时从南京到上海，乘地铁再倒班车再打车，又两个小时到了会议地点----红楼宾馆，正在进行外部装修，以至怀疑是否走错了地儿。进去看到“欢迎参加XXXX”的公告牌才安心，随后从工作人员那里领到了包括厚达800页的会议论文集在内的众多书刊资料，就被直接安排进餐厅吃晚饭。一下看到余太山先生和另一位先生单独坐一桌，忙打招呼，转回头又见到徐文堪先生、李锦绣老师、华涛老师、殷小平、张小贵都坐在那里，徐先生比上次见显得要年轻，其他几位都没什么变化。这里坐定一聊，才知道余先生旁边的那位就是李勤璞先生。其实早就拜读过李先生的文，不过一紧张把什么都给忘掉了，隔了半天才蹦出赫图阿拉、东北亚几个词。据李先生讲，他早年毕业于苏大，后来因为想当作家而去了西藏，最后又到沈阳。实际上他的蒙、藏诸文字都很好。至于余先生，还是依旧的“自我悲观论”。

饭后按约定去拜访徐文堪先生，先生谈到复旦大学研究体质人类学的某教授，被邀请到新疆做哈密、楼兰干尸的DNA取样分析，结果得出的结论基本推翻了原来对于它们作为欧罗巴种的认定，这可是了不起的发现。（先生会上向我推荐的那本《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回南京后就买到了，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的，视域开阔，很值得一看）我也觉得探讨一种文化，要注意它的历时问题，并且要结合出土文物和书证给以深入的分析，单凭一项指标就得出的结论显然不大可靠。先生还送了我一套他担任编辑的《蒙古征服时期的突厥斯坦》中译本。回房间后开始拟定第二天发言的草稿，但总不能惬意，大约是因为论文本身就是不完整的部分，因此没办法在思路中进行整合吧。

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坐在刘文锁老师旁边，互相都有听说对方的名字，可是匆忙之间，也不及向他讨教什么具体问题。对面的女士是韩昇先生的太太，老家广东，听她和“新客家人”刘老师讨论广州是否文化沙漠的问题，颇有趣。就在早上还发生了册封仪式，徐文堪先生被余先生封为吐火罗之王，虽然是笑谈，但我想在学术圈内，徐先生这个称号是当之无愧的。开幕式有点不专心，只有中间台湾学者林庆彰抑扬顿挫的语调，让人精神一振。

下午我第二个做报告，但显然有点紧张了，匆匆读完自己的发言稿，给时间也紧张的报告会“节省”了不少时间（实际上如果用PPT效果会好一点，但居然没想到要准备）。华老师是我的评议人，诚如他所言，在论文的很多方面还需细化和具体化。比较精彩的报告是北京大学的万翔给做的关于寄多罗王朝的研究。他大约才读研一、研二的样子，但对问题思考的深度不在成名学者之下，条理清晰。关于Ф209号文书，我也曾看过，但却缺乏这种提出问题的敏感性，看来还得多学习。下半场台湾师大陈健文老师的报告也很有意思，他讨论的主题是关于汉代的“长鼻”胡人图象，搜集了大量的物证，并将他们与西亚人种进行比较。虽然某些例子可能确如担任评议的陈凌兄所言，并不属于文章所涉及的时代，但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很值得继续讨论，比如汉朝的攻击所导致的匈奴人口的下降，再加上西域绿洲人口的膨胀，是否是匈奴军中出现长鼻“胡人”的直接原因？这可能需要一个地理的、气候的、人文的综合分析。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报告，比如有个国外学者在报告中，把汉文的“月氏”说成是突厥语中某个词的翻译；又如某个国内学者，连Musulman是波斯语应译成“木速蛮”也不晓得。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来的一位学者，在开了空调还让人觉得热的环境里，一到照相或发言就穿起他那厚厚的民族服装，实在堪称会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晚饭时和张绪山先生坐在一块儿，没错，就是留学希腊十年，翻译了《东域纪程录丛》、《封建社会》等诸多学术经典的那位。张先生非常谦和，其实我关于他所写的那篇景教僧医眼疾的文章，颇有点不同意见，但也忘的差不多，因此只好和他聊对希腊的观感了。饭后见了N多人，聊天，得到不少教益。

第三天上午的会，知名人氏扬之水也来列席。不过因为前晚睡的太迟，基本上是在昏昏沉沉中听完了前几个报告。张小贵兄关于虞弘墓祭火图象的宗教属性辨析，挺精彩，但可能对佛教图象接触不是很多，比如他倾向于认为祭火图象中人首鸟身的祭司是受到了佛教传说中迦陵频伽图象的影响，但实际上迦陵频伽和这里的鸟身祭司在造型上的歧异还是非常大的。孙危教授关于中国早期冶铁的问题也颇受关注，可是他在一些历史相关问题、比如吐火罗人的迁徙之类，似乎对已有成果掌握的还不够。

下午，整个会议就结束了。乘上海社科院的车到市里后，我和陈健文老师等一行去上海古籍出版社拜见了蒋维崧先生，并在出版社门市部购书若干种，如汤开建的《宋金时期吐蕃安多部落史研究》、蒲慕州的《追寻一己之福》等等。

晚9：00，带着大堆的书回到了家中。